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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萌张国伟:战略联盟:世界一流大学群体发展的共生机制研究

韩萌,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济南 250100;张国伟,山东政法学院信息学院讲师,工学博士。济南 250014

内容提要:大学联盟化开辟了世界一流大学群体发展的新路径,也形成了在“竞争与合作中求共生”的新理念。世界一流大学战略联盟的准入原则主要基于精英要素、合作历史、共同理念和独特资源,组织运作侧重联盟章程、战略规划以及专属机构,体现出一流大学联盟的法制性、前瞻性与规范性的特征。其中,法规章程、特色互补、社会支持及质量监管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战略联盟的关键。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战略联盟:世界一流大学群体发展的共生机制研究”(课题批准号:CIA150185)的阶段性成果。

20世纪的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近乎真理的判断:高等教育强国并非拥有几所顶尖大学,而是拥有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群体。美国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英国罗素集团(The Russell Group)、德国理工大学联盟(TU9)、澳大利亚八校联盟(Go8)等顶尖高校在战略联盟上的成功,是大学在高等教育场域寻求共识的重要表现,也是世界一流大学在“竞争与合作中谋共生”的符号化表征和有效性实践。

2009年,我国首批加入“985工程”的9所顶尖大学,以“实现中国一流大学优质资源多元互补、人才交叉培养的示范与引领作用”为导向,在一流大学建设研讨会上正式组建“C9联盟”①,标志着我国首个顶级大学联盟的形成。随后,9所独具理工科特色的“985”大学,张国伟夺冠以“追求卓越、协同创新”为理念,建立了“卓越人才培养合作高校联盟”(Excellence9)②。学界普遍认为,大学战略联盟的缔结可能成为高校今后办学的新趋势,甚至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方向。[1]

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指出,近年来我国实施的“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大学群”建设工程,使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显著提升,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合作共生、资源共享、风险共担”的大学联盟,逐渐成为我国政府认可并逐步推行的“高校协同创新”模式。但同时,“大学群”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迫切需要“加强资源整合,创新可持续发展方式。”

“战略联盟”(Strategy Alliance/Consortium)理念始于管理社会学领域,根据教育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组织场域理论,大学“战略联盟”的实质是高等教育场域空间内结构演化的动态过程。每所大学占据着高等教育场域内一个特定的位置,通过有组织的联盟互动,彼此分享各自的场域资源、知识信息乃至人才培养,以集体力量和团队优势改变各自在高等教育场域的位置和关系,达到“共赢、共生”的目的。[2]

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看,一流大学通过“联动互补、抱团发展”的联盟方式为学生创造了自主选择、跨界学习的机会,也利用彼此资源在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促进了国际流动。[3]尤其是在科技产业合作、拓展公共服务和推动社会进步等领域表现出卓越的“增值”能力,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潮流。以“大学群发展”为切入点,从世界一流大学联盟的实践行为出发,探究其战略联盟的共生路径和运行机制,是为我国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提供经验与借鉴的有效途径。

“战略联盟”是世界高等教育领域针对激烈的教育竞争环境提出的一种共赢理念与发展模式。印第安纳大学校长赫曼将大学战略联盟的意义归结成为,“通过教学科研队伍的多样性,塑造一个内容丰富、充满生机的教育氛围,以实现资源互补和成本节约的最大化”[4]。密歇根大学校长杜德斯达十分赞同,并强调应该将大学未来行动日程的工作重点放在战略联盟上。[5]可见,从竞争中合作,以共生谋发展,是一流大学群体发展的必然趋势。

根据2016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五国聚集了世界排名前100位中71%的大学,[6]因此研究以五国顶尖大学的六所联盟组织,即美国常春藤联盟、美国大学联合会、英国罗素集团、德国理工大学联盟,加拿大高校联盟和澳洲八校联盟的准入原则和组织运作作为世界一流大学联盟的分析对象,对联盟共生机制进行实践探讨与特征分析。

任何联盟的建立都是一个联盟准入、联盟构建及联盟运作的整体过程。[7]菲佛和萨兰基克曾指出,“没有组织可以独立完成资源的自给自足。”[8]大学组织间缔结联盟的首要目标是共享资源、共担风险,其隐藏在资源和风险背后的是以知识生产为目的的合作与竞争,这个特点凸显于联盟共生的每一个阶段。事实上,一旦大学开始组建联盟,在寻找“盟友”的初始阶段,彼此就已经对未来的合作展开了战略分析。

通常情况下,“缔结同盟”会以1~2所实力强劲的高校为核心,通过彼此独特的资源和关系打造联盟核心竞争力,使其在竞争环境中处于可持续发展的主导地位。因此,对于想要进入联盟内部的大学而言,其准入原则主要基于精英要素、合作历史、共同理念和特色资源等四个方面。

大学质量的影响因素通常包括大学的声誉、知名度及学术等级。一流大学的群体结构可以产生一种“声誉效应”,这是形成精英保障的重要途径。美国大学联合会每三年评估一次联盟成员,通过设定高标准的学术门槛(科研经费、院士数量、教师质量、获奖情况、论文与引用、从而博士生教育等),明确联盟成员是否有精英资格,提升美国大学的国际地位。[9]澳洲八校联盟自设立之初就制定多项指标,以考察成员每年的综合声誉,包括净资产与年度收入、科研收入、学生质量(本科生、研究生和国际学生)、教师成果、硕士和博士点数量、卓越研究能力(Excellence in Research for Australia)等级评定等。八校联盟认为,高准入指标能代表一所研究型大学的理念和价值,也是联盟成员实力的体现。[10]英国罗素集团虽然没有具体的准入指标,但却以进入ESI数据库前1%排名的学科数量作为邀请成员加入联盟的主要条件。以2016年为例,除了牛津、剑桥大学22个学科全部进入ESI,其他成员平均进入前1%的学科数量在18个左右,[11]远超其他大学。美国U.S.News and Report世界大学排行榜显示,世界一流大学联盟的成员排名主要集中于本国前20强或相关领域顶级行列,不仅是国内一流研究型大学,也是世界知名大学。[12]通常而言,学科规划合理、学术能力强、学者影响大和学生质量高是一流大学考虑结盟的首要因素。

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诺瓦克指出,合作是人类进化史上最大的成功。[13]大学通过伙伴之间信息与资源的充分交换,能精确了解彼此的学术圈和经济生态圈,有利于成员在后续阶段进行直接互惠、间接互惠及群体选择。美国常春藤联盟的兴起受益于1945年7所大学的橄榄球联赛,在此之后虽然联盟范围扩展至学术、科研等领域,但常春藤联赛制度(Ivy League Spring Tournament)仍然是维系8所大学紧密合作的主要方式;加拿大U15联盟的前身是1991年成立的G10;英国罗素集团、澳洲八校联盟及德国理工大学联盟都是在原历史悠久的非正式大学联盟基础上形成的。可见,长期而且良好的合作历史能够加深联盟伙伴之间的情谊,提高合作默契、减少交易成本,为联盟打下坚实的合作基础。

稳固的联盟关系一般都始于单一且清楚的战略愿景,如果规划不完善或执行力不够,就会破坏联盟参与者的合作积极性与战略定位。斯塔福德认为,“文化相容”是成员间进行高质量合作的基础和必备环节。目标的一致性有助于双方在合作中达成共识、减少阻碍。[14]德国理工大学在战略规划中明确提出,联盟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卓越的工程师和专业技术人员”[15];英国罗素集团的成立是为了借助集体力量向国家争取更多的权益;而美国常春藤的联盟理念则是“学术与体育竞技”。可见,对于世界一流大学而言,不同的大学联盟侧重点会有较大差异。因此,可融合的文化理念是战略联盟的前提,不仅能避免无谓的冲突和误解,还能迅速高效地解决已产生矛盾,提高灵活性,加强信任,促进合作。从目前世界一流大学联盟的理念来看,多倾向于追求卓越、共享资源、参与竞争及社会服务。(见表1)

“同质性”是大学产生竞争的主要原因,当几所大学在质量、数量、发展潜力上都存在着极高相似度时,其市场和消费群体往往也是相似的。如果准入者拥有其他联盟成员所欠缺的专有技术或能力,即自身“异质性”资源更多时,双方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就会越大,合作关系也会越牢固,且会显著增强彼此的联盟意愿。

从五国顶尖大学联盟成员来看,绝大多数属于综合性大学,偏向于“异质性”资源共享。加拿大U15联盟将“多样化”视为成员能否加入联盟的重要考量,并由特设委员会对其进行准入监督;[16]美国大学联合会倾向于资源的“互通有无”,如斯坦福大学认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建筑学专业享有盛誉(世界排名第三),因此无须在本校重点发展建筑学,而是通过让学生修读伯克利建筑学院的学分实现在这个领域的精进;TU9联盟成员虽然均为理工领域,但其精英学科仍然存在较大差异:如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建筑学、计算机科学、电子信息、城市规划和化学专业位居德国高校第一;德累斯顿工业大学以电子技术推动、再生疗法、纳米分析和生物技术闻名;不莱梅大学凭借MARUM海洋环境中心与社会科学学院入选德国精英大学。独特的学术或学科优势,是一流大学联盟准入的重要原则。

制度经济学认为,一个组织力量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组织的严密程度。[17]组织构成、组织结构、运营能力和扩张能力等几方面是大学联盟提升整体程度、处理组织关系和管理关系的重点。[18]因此,联盟的战略部署、活动执行和日常运营都需要有相应的组织体系和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联盟能否成功,以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方向。

联盟成员虽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规章制度是世界一流大学联盟正常运行的保障,也是约束和规范联盟成员的准则。章程作为大学联盟内部的“宪法”,能使不同等级、不同类型的大学在采取行动时保持高度信任和一致性,也被称为联盟者的“协商性契机”。

世界一流大学联盟建立之初,章程作为组织的行动指南,能够筛选、确定并讨论各成员大学有关联合活动、财务、行政以及职责方面的问题,从而提升资源使用率和共享率,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德国理工大学联盟在2006年制定的《TU9章程》(Vereinssatzung des“TU 9 Germ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e.V”)[19]是目前世界大学联盟中最为详尽的一部。章程从职能确立、组织结构、管理机制和财务决策等四个方面将大学联盟的组织管理进行具体规范。其内容涵盖联盟的命名及财务年度、联盟的宗旨和定位、联盟成员的吸纳及准入原则、联盟成员的退出机制、联盟解散以及联盟创始成员等。

章程的设立在程序上界定了大学联盟的组织性质、基本权利和义务关系,规定了联盟内部的权力边界和运行规则,并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20]可以说,章程的形成是联盟正式运行和发展的总纲领,其明确的核心内容在推动联盟发展进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

共生是一种新的理念和范式,强调群体力量所带来“价值增值”的良性循环。大学联盟作为一流大学的集体代言人和利益维护者,制定多样化的联盟方案能改善和弥补自身所缺资源,实现价值增值。[21]通过对六所顶尖大学联盟的研究发现,共生的联盟方案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首先,抱团寻求政府支持。联盟相对于个体能显著提升谈判力量,实现团体的预期目标。英国罗素集团成立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游说政府和国会,通过定期研究项目、提交报告来支持自己的学术和政治立场,为成员大学争取经费来源与政策支持;TU9成员拥有德国383所大学约1/4的第三方资助研究经费;[22]U15则获得加拿大80%的竞争性分配科研经费、81%的加拿大大学技术许可以及所有私营企业赞助研究的85%。[23]由于世界一流大学联盟通常汇集了本国最具实力的高校,因此在谈判过程中能掌握更多主动权,获取资源也更为丰富。

其次,跨界实现战略合作。世界一流大学联盟以研究型大学为主,向成员内部师生提供形式多样的科研合作是联盟的基本职能。除了传统的学生互换、骨干教师访问、课题研究和学位资格认证等,越来越多的联盟将解决人类重大科研问题或战略难题作为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以多所大学跨学科实力为依托,建立多方介入的科研管理和组织模式,是大学通过联盟实现学术跨界的另一特点。[24]罗素集团就抓住英国最早将干细胞研究合法化的机遇,共同成立了UK-Pfizer干细胞研究中心,由皮特·科菲教授带领联盟团队进行欧洲首例胚胎干细胞试验,从而使该项研究位于世界医学领域的前列。[25]

再次,培养全球顶尖人才。大学联盟的核心职能是通过竞争与合作,为成员提供一流的学术环境。通过推行跨校选修的多文凭制度让学生在一所高校就读之余可有机会获得其他知名大学文凭,实现学历认可与国际接轨,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精英人才。2013年10月,在“一流大学建设研讨会”上,美国大学联合会、澳洲八校联盟、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和中国C9联盟共同签署了《合肥宣言》,提出研究型大学联盟要用透明、择优的制度,打造出一个鼓励学习、创新和发现的内部环境,释放和激发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在内各层次人才的潜能。[26]

最后,搭建国际信息平台。由于世界一流大学联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国外学生就读比例明显偏高,因此联盟对于国际信息网络平台的搭建尤为重视,且国际化程度逐年递增。六所顶尖大学联盟均设有独立网站进行支持,TU9、Go8和U15甚至配有多种语言文字的学校介绍、就读指南和联系方式,通过建设国际化信息共享平台来寻求更多优秀学生和教职工的加盟。此外,联盟常与多国大学签订协议,旨在增强国际影响力并吸纳留学生,形成多元文化共享,参与全球范围内科技人才的竞争。澳洲八校联盟认为,海外学生因联盟的声誉加入,同时也为联盟的未来带来声誉。[27]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在《管理行为》中指出,有效开发社会资源的第一个条件是有效的组织架构。[28]大学联盟是一个正式的组织,有自己的使命、宗旨和目标,且成员有相应的准入原则与联盟活动。因此,设置专属的联盟机构能最大程度整合团队资源,实现规范化、制度化管理。(见表2)

从世界一流大学联盟的组织架构来看,行政主体自上而下分为四个层次:决策机构——以校长或常务副校长组成的董事会(Board)。主要职责为规划联盟的战略布局、成员准入,指导联盟成员多边合作以及商讨未来发展等宏观议题。管理机构——以董事会任命的主席或行政总监为负责人的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主要负责落实联盟决策行动,协调成员之间有关教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具体活动,同时由立法委员会负责联盟的法制监督等职责。监管机构——以各学科专业委员会和法律委员会为主的质量保障体系,主要负责学术和其他事务的督导工作,尤其是在法律监管方面。常设及分支机构——作为执行委员会的有效补充,以专职办公室或各专业委员会为主。主要职责为讨论专业制定、学生事务发展、市场开发以及业务宣传。

大学联盟作为一种新型高等教育组织形态,运行的成功离不开规范而制度化的管理结构。[29]联盟的符号化形态是定期召开成员会议、进行学术交流,但更为深层的组织化形态是设立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专职办公室以及各专业委员会等实体机构。世界一流大学联盟通过设立章程的法制化,形成联盟治理的结构化和管理框架的制度化,创造出一种新型院校协同方式,从而使大学联盟合作更公平、更稳定。

当今全球知识竞争加剧的时代,“大学群发展”逐渐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国务院在《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指出,“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有效融合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开展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和科学联合攻关,积极参与或牵头组织国际和区域性重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这从国际协同创新方面凸显了大学联盟的重要性。笔者通过研究世界一流大学联盟的准入、运行和管理机制,为我国建设一流大学联盟的构建、运作及决策提出以下建议。

法治是促进教育公平最根本的保障。大学联盟作为高等教育的新型组织形式,要健康、持久地发展必须有法可依。首先,国家层面制定颁布有关高等教育组织的管理条例,以保护大学联盟的合法地位,避免在相关领域出现法律真空;其次,各高校在协商基础上须制定大学联盟章程,凝练联盟目标,明确联盟价值和使命,划定联盟职权范围,制定联盟行动准则;再次,注重联盟机构的法制化建设,如设置立法委员会作为联盟常设机构、聘请法学专家组成法律顾问委员会、成立法律事务办公室等,使其在大学联盟决策和管理过程中发挥参谋、匡正和督导作用。联盟法制化在于保障各高校在制定、修改联盟章程以及审核、通过、补充公共开支方面有权提出质疑,并对有关联盟合同、改革方案以及管理措施等方面进行合法性评估。因此,“有章可循、违章必究”是大学联盟构建的基础。

世界一流大学战略联盟的目标之一是弥补大学原有薄弱点并增强自身特色,以校本优势形成个性化差异,取长补短,错位竞争,培育具有较强生命力和较高稳定性的核心竞争元素,成为大学发展的持久动力和独特资源。因此,首先大学联盟应该具备开放性视野,不只局限于同类型、同水平的高校,而应突破限制,寻求与不同类型、不同特色高校之间的多方位合作,使联盟内部既有差异又有互补、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其次,利用联盟共享的大数据平台,建立学科专业预警机制。各高校可根据联盟内部提供的相关数据,对新办专业、布点较多专业,公布报考率、录取率、就业率、深造率等,作为未来招生计划、专业设置的重要依据,从而避免因重复建设造成某一学科或专业规模化增长,最终导致联盟内部的“同质化”;再次,联盟通过资源整合聚焦重点和优势,压缩千篇一律的“高原”,多建独树一帜的“高峰”。尤其是与社会需求相匹配的学科专业群,推进实施战略新兴产业人才、卓越工程师、卓越医师、卓越农林人才等精英培养计划,打造“联盟特色品牌”和集群兵团优势。

财政经费是大学联盟运行的现实驱动,科学合理的经费投入体系能形成高校、政府和社会“三位一体”的联盟投资回报体系,实现价值增值的良性循环。从政府支持政策看,一是设立专项基金,如联盟科研基金、国家委托基金及人才交流基金;二是通过融资租赁为高科技产品的孵化提供校际设备租用、场地租用、国家贷款等创业支持;三是让大学联盟享受税收优惠。从社会参与角度看,高校通过科技成果转化的形式(如知识专利开发、技术转让等)与联盟保持稳定合作关系,能形成“科技驱动”的创新环境,推动联盟高校和国家社会的实质性合作。

优质、稳定的一流大学联盟不仅需要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更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组织架构和专业的质量监管体系。首先,高校联盟董事会发挥顶层设计作用,以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为导向,为联盟制定中、长期战略规划和分阶段任务;其次,以各校分管校长为主的执行委员会负责联盟日常运转、沟通交流和外部协商;再次,由各校学术委员会组成联盟质量监管体系,对联盟未来发展方向、重点合作项目以及重大教学改革等事项,开展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和可控性的专业论证和评估。定期由专人或第三方监管团队对联盟项目质量进行中期考核、监测分析、跟踪管理以及意见反馈,为下一次合作决策提供实践依据。因此,一个规范、高效的监管机制能在战略布局、研究方案及交流合作方面帮助联盟及时诊断并予以修正,最终达到“共生共赢”的目的。

①“C9联盟”成员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南京大学。

②“卓越联盟”成员为同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天津大学、重庆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

[1]于洪良.对当前高校联盟化的审视与展望[J].中国高等教育,2013,(18).

[8]杰弗里·菲佛,杰勒尔德·R.萨兰基克.组织的外部控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38.

[13]刘亚澜.专访哈佛教授Martin:只有合作才能拯救人类[EB/OL].

[24]韩萌.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财政结构变迁探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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